导语：原谅一个强*过自己的人？疯了吗？可是，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英国的乔·诺丁，这位在工作时遭到强*的女士近日向GRAZIA披露了她与强*犯见面的过程。原谅罪人，是为了解脱自己。

本文当事人乔·诺丁（Jo Nodding）

事情发生在2004年11月，那时我32岁，在英国北部一所学校当老师。案发时正好是午休，我独自一人在教室，而其他老师都在主教学楼。斯科特进来了。他是个只有12岁的学生，我和他仅仅见过几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个危险分子。但几分钟后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他只是装得很无害——他突然把我扑倒在地板上，而他自己站的位置明显是精心挑选过的，能够保证他在侵犯我的同时还能留意到是否有人进来。我拼尽全力反抗，他狠狠地殴打了我，眼神非常凶残，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完事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就从教室逃跑了。我立马抓起电话报了警，大声哭喊着“请来救救我”。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实在是太恐怖、太煎熬了。警方通知了我的丈夫迈克，但是由于我的衣服是证据，所以迈克到来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抱着他寻求安慰。当晚斯科特就被警察拘捕了，但他对性侵我的行为矢口否认。直到一个月后，警察拿着DNA比对证据找到他时，他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切。

往后的一段时间，我简直生不如死。我不敢出门，不想见任何人。我感觉一旦出门，一旦有人看我，我在那人面前就是赤裸的，毫无隐私。由于我受到恶意侵犯，学校停了我的课。我丈夫只能不停地安慰我。他感到非常无能为力，同时也因为没有能保护好我感到伤心自责。

三个半月后，法院审理了此案。我感到这是我重新做回自己的一次机会。我申请了旁听，想让他看到我，想告诉他我就在这，活得好好的。当斯科特的眼神和我对上时，他先把头扭开了——我在气势上压倒了他。最后，他被判罚在青少年改教所进行无期限改造。但是，当法官告诉斯科特“你毁了这位女士的一生”时，我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勇气和坚强都被这无意的一句话彻底击碎。 

我用尽方法也难以忘掉这段不堪的过去。随后我搬出了这个小镇，到另一所小学工作。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以前了。事发五年后，当负责和我保持联络的警官跟我通报斯科特的近况，并提到了“恢复性司法”时，我知道或许这会是一个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方法。（编者注：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

但我的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还要和斯科特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他觉得我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斯科特不值得我这么做。但相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会借机告诉他我的想法和感受，让他清楚他究竟对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想让他清楚地知道他对我和我的丈夫到底做了什么。

整个过程非常繁复。我必须先接受一次面试，以确保我这么做是出于正当的理由：是为了将事情做一个了结而不是去攻击他。当斯科特同意与我见面时（这次见面必须得到施暴者的同意），我泪流满面。整整四年多时间过去了，我终于开始找回我原来的生活了。我承认我很紧张，但是却非常坚定。我不能再逃避他了，我必须面对他。

见面那一天我出乎意料得镇定。有一个恢复性司法计划的工作人员陪同着我们。斯科特很快就和我对视了一眼，他看上去明显长大了，而且眼神充满恐慌。这与我脑海里那个怪物化的斯科特完全不符。

深呼吸后，我平静地向斯科特讲述了他的所作所为。我的第一句话是“很感谢你能来参加这次会面。”随后，当我说起我以为他要杀了我时，他突然开始哭了。我告诉他：“如果你以后结婚了，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我丈夫经历的这些。如果你以后有了女儿，希望你永远不要感受到我父亲的感受。”这些话我在会面前已经练习了好几个小时，当我平静地将它们说出来时，我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坚强和勇气。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我说了声“对不起”，一声很轻但是很真诚的“对不起”。正是这声“对不起”让我感到我的生活终于可以回归正轨。我去见他，是想要告诉他我不再是他暴行的受害者，而是一个鲜活的人。

整个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看上去就像是个吓坏了的小男孩——当时，完全就是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颠倒，现在他反而是毫无反抗力的那一个。被强暴时的恐惧、事后的不安、身心的痛苦，终于渐行渐远。五年后，我终于摆脱了这些占据我心头长达数年之久的愤怒和痛苦。

见面快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原谅你了，希望你也能原谅你自己。”斯科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然后哭着说：“我以为你会冲我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我回答：“你强*了我，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大喊大叫对我们两个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和他说了声“祝你好运”后，就微笑着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接下来的几周内，我感到那些困扰我已久的不安和痛苦消失了。对于斯科特，亦或对于生活，我不再充满恐惧。

我的丈夫能够切实感受到我的改变，我变得充满自信，最重要的是，我开始重拾开心幸福的滋味。（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