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大规模城市改造与建设活动在中国已持续开展30余年。从1982年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公布开始，中国历史城市保护之路也走过30多年。城市发展过程中该如何保护好文脉？保护与发展如何有机融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答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答卷？11月8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的“2019年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上，围绕“历史城市的保护与更新”主题，与会专家学者深入研讨、积极建言。

从粗放型增量发展 走向精致型存量发展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表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大拆大建和破坏活动屡禁不休，许多人只看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的经济效应，而忽略保护本身的内涵，不在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城市建设与发展亟待转向正常轨道，即从以粗放型增量发展走向精致型存量发展的有机更新轨道，而存量型发展阶段是长期的。要在小规模、常态化有机更新过程中，守住城市发展的底线，包括土地资源底线、生态宜居底线、历史人文底线、公平公正底线、公共安全底线，在此过程中，要有整体视野、多元手段和路径。”伍江说。

“恢复古城风貌是传统的再生、复苏，同时又要进行改善、提升。”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表示。“面对未来，应当承认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问题是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该变的是否按照规划和预期目标在变，不该变的又该采取什么举措保留下来。这些就是城市保护的关键所在。”阮仪三说。

守住底线，追求发展的高线

“每一座城市都有历史，发展保护中如何把握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市民需求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需要突破政策、机制限制，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维度，让城市存量在新的发展阶段增值。”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表示。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处（城市更新处）副处长朱丽芳认为，城市保护工作要有策略，要智慧地化解矛盾，处理好近期与远期、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之间的关系，把城市优质资源、优惠政策集中应用在老百姓需求最急切、城市发展最关键、示范带动最突出、展现效果最明显的区域和项目上。同时，城市保护工作要全面加强统筹机制建设与完善，包括科学透明的决策机制、公平合理的奖励机制、创新高效的管理机制、监管有力的实施机制、支持到位的保障机制。“还要有定力，一个区域从建设到发展至少要20年时间，需要守住底线，追求发展的高线，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朱丽芳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以南粤古驿道保护与利用工作为例，介绍了历史遗产保护在城市更新中的经验。南粤古驿道已发现古驿道遗存200多处、陆路遗存233条，总长710.44公里。以古道网络为基础，广东省多措并举吸引人们踏上古驿道、走进古镇古村，乡村发展焕发活力，推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南粤古驿道不是单纯的文物保护项目，它突破部门局限，由住建、体育、文化文物、旅游、农业等多部门联动，实现各司其职、调动资源、政策叠加，由政府倡导、专业志愿者支撑、部门合作和资源共享、社会大众参与，共同完成古驿道的保护与活化工作，真正体现了八方汇流。”曹劲说。

以常态化代谢与更新 进入持续发展轨道

伍江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保持和激发其生命力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以常态化代谢与更新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城市变化发展，需要文化不断沉淀。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王林阐释了工业遗产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林表示，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的发展呈现多个趋势：在空间上由单体建筑扩展到街区乃至城区；在功能上由单一功能转向复合功能；在运营上搭建可持续、多元化、网络化、人文化的长期性投资与管理平台。城市发展中将文化遗产保护下来，是历史保护和更新结合的重要目标所在。

王林认为，新时期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的方法，要建设风貌评估、全息普查，建立全信息、网络化、基础性工作平台，还要整体规划、系统思考，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确立发展重点，以合作共赢、长期共治的开放思维，打造可工作、可生活、有创意、有休闲的生活街区。“未来生活的空间有无限可能，其中工业遗产是与生活气息、美好生活需求相契合的元素之一，富有潜质和可塑性的保护与更新空间，能给未来城市带来无限变化。”王林说。（记者 李佳霖）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