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引导者，创作了民族交响诗《岳飞》、二胡协奏曲《母亲》、琵琶协奏曲《民族》等脍炙人口的民族音乐佳作，并为《南京长江大桥》《大庆新貌》《坦赞铁路》等多部影视作品配乐。

受疫情影响，我采访张殿英的时间一改再改。后来，我提议采用电话采访的方式。可张殿英却建议采用微信：“把你的问题通过微信发给我，我会用文字一一作答。这样做，我也有个思考的时间，可以更慎重、更准确些。电话采访，说话都是即兴的，往往不够慎重、不够准确。”

就这一点而言，他像个严谨的科学家而非随性的艺术家。收到我的问题后，老人精心地把答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然后用书信的格式逐条发送给我。有时是清晨，有时是夜晚，我会收到他发来的大段回答。看得出，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经过了反复斟酌。文如其人，一个严谨的老艺术家形象跃然眼前。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引导者，张殿英的个人职业生涯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1939年，张殿英出生在革命老区山东临沂的东北园村。幼时的他，表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整天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屁股后面，有模有样地学唱《解放区的天》《天空出彩霞》等歌曲。除了唱歌，张殿英还自幼学习民间器乐、柳琴戏。声音从胸腔中发出，在大山中回荡。很多时候，唱累了，他就往柔软的草地上一躺，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那时，他不知道那些音乐的旋律会穿越时空，于多年后在他的笔下重现。

1959年，张殿英正式踏上专业音乐之路，先后求学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专攻民族音乐作曲。毕业后，他先后担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曲、中国电影乐团作曲。

聆听张殿英的作品，会发现旋律极富画面感。音乐中的“形象性”，或许与他的影视音乐创作经历有关。无论是纪录电影《大庆新貌》，还是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为这些作品配乐之前，张殿英总要先到工人中间体验生活。创作时，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会浮现在他眼前，工地上的打夯声，工人们的号子声，还有那机器的轰鸣声，都成了他的创作元素。最后，他用音符呈现了一个个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与影视画面相得益彰。在几十年的作曲生涯中，张殿英创作了《华山自古一条路》《坦赞铁路》《新来的女售货员》《战歌没有消逝》等多部影视音乐及其他200余首声乐、器乐曲。

张殿英说，民族音乐创作要有“神韵”。他的代表作二胡协奏曲《母亲》创作于1986年，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写完。他写的是自己的母亲，可听众又能从中看到千千万万个中国母亲的身影。这个作品充满了山东临沂地方音乐的风格和韵味，“不以难、涩、离奇的技法而炫耀，更不用媚俗的情调以迷人，而是让音乐自己说话，平易近人地说话，让纯真优美的旋律去打动人们的心”。这大概就是他所讲的民族音乐的神韵，这种神韵是民族之河河床上无法磨灭的印迹，是一份属于群体的记忆。张殿英的音乐真挚动人，还因为他对乡土的深情与敬畏敦促他以庄重之心对待写给人民群众的音乐，这令人想到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世纪80年代，张殿英当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开始为民族音乐的传播推广积极奔走。他说：“民乐的出路就在中国民乐人的脚下。中国的民乐工作者，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要树立事业心，练好基本功，办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时期，他灌制了唱片《华魂》，收录了二胡协奏曲《母亲》、古筝协奏曲《心》、琵琶协奏曲《民族》、管子独奏曲《魂》、民族交响诗《岳飞》等个人代表作。

张殿英认为，多少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那就是“欧美文化中心论”在中国大地上阴魂不散，不少人总认为欧美文化才是先进的、科学的、高尚的，瞧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举了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花重金创办西洋交响乐团。“我从不反对办西洋交响乐团。但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确实有钱，应当先办一个民族乐团。接着，可以再办一个西洋交响乐团。这个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珍惜、不尊重。”

张殿英年逾八旬，可仍然对新事物保持着浓厚兴趣，经常上网浏览民乐方面的内容。让他遗憾的是，“各大网站上的音乐节目，绝大部分都在传播流行歌曲，跟民族音乐有关的难得一见”。

张殿英认为，民族音乐的传播离不开新媒体，所以他经常“以乐会友”，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各类民乐作品。为他点赞的那些“乐友”，既有专业的作曲家、演奏家，也有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张殿英相信，民族音乐文化的广泛传播一定能让民乐中的乡土感在人民群众中蔓延开来，从而将流淌于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最终汇成坚不可摧的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