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他盼着节日赶紧过去。

　　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最近，人们忙于过年，事件渐渐冷了下来。但他没松气，一刻也没闲着，每天都忙着和线人沟通，搜集证据，继续发博。等正月十五一过，公众的视线重回微博，他将继续网络爆料。

　　“反腐，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做得到的，我爆一个料，挖出一个线索，传统媒体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证据必须确凿。”高勤荣说，“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上头’号召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群众实名举报，纪委就会查。这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高勤荣说，他现在无正式职业，靠跟朋友倒腾点小生意勉强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撑他的是20多年的新闻理想。

　　1984年，高勤荣进入新闻行业。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从此在舆论监督的战线上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因为揭露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8年，至今仍在不断申诉。出狱后，他虽然没了记者证，却赶上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于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千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喜欢新闻这个行当。“某些基层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个蒙冤8年的反腐记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虽不是梁山好汉，但有铮铮铁骨。”他在微博的名字叫“高勤荣扬眉剑出鞘”，名字中透着个性。

　　“闹他！继续大干。”老高情绪激昂。

　　和记者面对面谈新闻、谈理想，他时而愤慨激昂地拍桌子，时而感动得眼泪打转。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因报道老家的负面新闻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刚去报社，写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层去多了，知道的“坏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开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书记之子强*多名妇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会议结束后，高勤荣马上给山西日报发了一篇稿子。后来，这位副局长的职务也被免了。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总编对他说：你捅这么大娄子，我当时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从此，高勤荣做监督报道越来越有感觉。

　　第三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合作，当时山西省正搞第六届全运会，各地市代表队在全国范围内借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成风。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调查后刊发文章，又在全国引起轰动。

　　“那时候找到当记者的感觉了，太刺激了，很有正义感。”高勤荣挺了挺腰板说，从那时起，在山西新闻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多，每次出去采访，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都愿意跟着他。

　　两次流泪

　　“我可不是‘刺头’。”老高说，写了一辈子稿子，正面报道占了3/5，“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弘扬正气，唱主旋律。”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黎城县有一个村支书，为了使全村富裕起来，带领全村人种大棚菜、建石沙场等，成绩斐然，闻名遐迩。报社派他去采访。

　　高勤荣白天采访，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和村支书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高勤荣反问。

　　“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高勤荣也怒了。

　　“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问。

　　专员不吭声了。高勤荣一拍桌子，摔门走人。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

　　单位领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高，你咋给专员那样说话？你得赔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过调查。我写的哪点不是事实？”

　　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后来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他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还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当时，运城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荣是好朋友，就把该地委向省委的汇报材料拿给他看，上面写着总投资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

　　高勤荣交了稿子后，人民日报很慎重，又派记者到运城落实，还在当地召开了几个农民座谈会，发了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在宾馆里，他翘着二郎腿，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组走后的两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假渗灌”的事情，文章最后还说：高勤荣仅是个普通党员，根本够不上省纪委调查的范围。

　　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高勤荣又带他们到他采访过的地方去调查。

　　使高勤荣悲伤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高勤荣你小心点，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担惊害怕，他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多次到北京找人反映情况。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

　　爆料“房媳”

　　老高潜心研究互联网的传播。一个个举报线索，如何才能在当下传播？

　　他说：标题和140字以内的介绍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的线索，举报人举报的是一起因土地拆迁引发的斗殴，他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4个老婆10个娃”的事情。为了让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引起重视，必须懂得传播规律，“公众关注点很重要”。

　　该微博被大量转发后，该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资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离不开。能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兴。”老高说。

　　互联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高勤荣接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台跟进报道。

　　高勤荣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线索和爆料越来越多。

　　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预料，“房媳”家人非常愤怒，扬言要“收拾高勤荣”。

　　2月7日，他爆料：继山西“房媳”之后，运城又一干部持有4个身份证。第二天，《京华时报》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为银行行长办3户口以转移资产》，文中称，有爆料人称“房媳”丈夫孙红军为其哥儿们陈建辉也办理了多个户口，陈建辉目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运城市纪委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介入调查。著名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孙红军违规为他人办理多个户口的事实，“陈建辉是孙红军的铁哥儿们，孙红军在当公安局长时为其办理的户口。”

　　老高说，他的线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运城的爆料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风吹草动，总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他发短信，老高掌握了被举报人的一举一动。

　　高勤荣说，2月2日下午，在运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间，运城纪委在调查山西房媳事件过程中，某些人竟然将被举报人和证人安排在同一房间，同一时间谈话了解情况，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们媒体要跟进啊。”高勤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