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名叫竹木街

    95岁的王庆宾一直住在受降路，他儿子及好几家亲戚的家，也都在受降路上。这条路，他亲眼看着修建和多次改扩建。

    眼不花，耳微聋，声音洪亮，日前，在漯河受降路85号院，王庆宾老人向大河报记者讲述了日本兵修建“受降路”的经过。

    老人说，他生于1919年。1932年，13岁的他被父母带到漯河。那时，受降路还叫竹木街，他家住在现在的受降路西头的位置，当时那里有一片菜地，父亲在菜地边搭个草棚，就是一家人的房了。

    家里穷，父亲让他租辆黄包车拉人挣钱。后来，日本兵来到。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把他叫到一个银行的院里，让他用汽油桶当作锅来烧水，“我不知道他要洗澡，听不懂他说啥，就一个劲儿填柴禾”。谁知日本兵一跳进去就被烫得哇哇怪叫，光着屁股跳出汽油桶就找枪，然后端刺刀追王庆宾。他见势头不对，扭头就跑到门口，哭着抱住一个日本军官的腿大叫“救命”，军官对日本兵不知说了几句啥话，日本兵才恶狠狠地把刺刀往地上刺了几刀，指着王庆宾的鼻子骂了一通后才离去。

    “差点被刀戳了，我这辈子总觉得是捡了一条命。”王庆宾说，当时这条路叫竹木街，也就一米多宽，只能过一辆太平车（当时的一种运输工具，类似架子车）。

    竹木街不知名从何来？但当时比较出名的是日本人开的窑子。常有日本兵来逛窑子，也有汉*来，有时王庆宾等人还拉黄包车带日本女人上街买东西。日本兵大部分住在几里外的马路街，黄包车经常来往于两条路之间。

    受降路独一无二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庆宾又到这里拉活儿，发现有100多个日本兵在修路。断断续续修了一个多月，路修好了，日本兵也陆续走了。日本兵走后，这条街就开始叫受降路了。前些年还听说日本人来想让改路名，“我坚决反对，让日本人永远记住他们投降了”，说到这里，王庆宾突然拔高声音。

    从王庆宾家出来，大河报记者沿受降路走了两个来回，这条如今宽约10米的街道东临漯河火车站货场，西接交通路，长不足千米的水泥街道虽坑洼不平，但却热闹非凡。受降路的路牌下，整日摆放着几个小吃摊位，烤红薯、炸串串、烤羊肉、卖手擀面……热热闹闹。在路上，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十人，很少有人能详细说出受降路的来龙去脉。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到受降路实地探访。一名工作人员说，该路由日本人修建并被命名为受降路，全世界仅此一条。 路东头是受降亭

    虽然都住在受降路上，但90岁的徐如英与王庆宾却并不相识。当听记者说徐如英的老公以前也是拉车的时候，王庆宾激动地说：“明天就去找她唠唠。”

    住在受降路最东头的徐如英老家在周口，1942年逃荒到了漯河后，就与丈夫在竹木街东头租房开杂货铺，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在居委会当了几十年主任，退休后重操旧业仍开杂货铺。“我们这一片的老邻居早在几年前拆迁时都搬走了，只有我的这几间房子没被拆迁，所以一直住到现在”。

    对于与她家一街之隔的受降亭，徐如英记忆犹新，她指着离她家不足百米的地方说：“就在我家对面，现在的货场，里面有石碑，我不认字，不知道写的啥，只知道是受降亭。”但受降亭究竟啥时间被扒，受降碑啥时被弄走，徐如英说，不记得。

    马树奇也已退休，退休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编漯河文史资料。“我采访过郭尚武，他当时的身份是郾城地方官员，全程参与了建造受降亭”，在马树奇的家中，他向大河报记者回忆了当年采访郭尚武及另外多名知情者的细节。

    日军投降后，以第五战区司令官刘峙为首的长官部和郾漯主要官员商定，建受降碑、亭，“以昭久远”。因当时缺少建筑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郭尚武建议，建筑亭子参考当时郾城第一名胜古迹“龙塔古篆”（也就是现在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彼岸寺经幢”）的建筑结构。

    主碑“受降亭”三字由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题写。

    不知什么时候受降亭被扒了

    纪念亭化繁为简，用水泥、灰沙、砖石、瓦面简单建造了碑亭，修亭子的时候雷柏青没事经常去看，也不知道啥时候把那个亭子也扒了，可惜了，几个角，可好看。

    刻石场设在火车站附近（今受降路口东），由临汝和宝丰两个县全力配合筹备的石料，也迅速到位，当时在国内久负盛名的石工田金富等一行七人，在此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多月过后，石刻全部竣工，而此时，长官部却已迁往郑州，刘峙也由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改任为河南省绥靖督办，忙乱之余，草率安置几句，即行离去。因此，除纪念碑外，纪念亭不再按照之前的设计进行，化繁为简，用水泥、灰沙、砖石、瓦面简造了碑亭，将亭子的主题纪念碑——四块高2.4米，宽0.75米，刻了文字的石碑，字面向外，背面相依，砌成方形的纪念碑放置亭内。

    当年十二月上旬，郾漯地方长官向河南绥靖区报告，坐落在漯河火车站南段花园内的受降亭、碑全部落成，几天后，刘峙前来主持了剪彩仪式。庆祝活动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庆祝一结束，刘峙即驱车返回郑州。

    对于这个受降亭，住在受降路的93岁老人雷柏青告诉大河报记者：“我家那时住在路边的菜地里，修亭子的时候我没事经常去看，但后来路扩宽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把那个亭子也扒了，可惜了，几个角，可好看。”

    马树奇前些年曾在源汇区文化馆院内见到过受降碑，“受降碑就堆在一堆烂瓦中间，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新建受降亭今年五一竣工

    要快一点啊，争取五一能把碑立起来，亭子都建好了。徐映伟陪同大河报记者赶到工地：受降纪念广场不仅有受降亭、受降碑，还有抗战纪念馆和爱国主义影院。

    马树奇还不太清楚，离受降路几公里远的河上街古镇上，两名山东籍石工正在抓紧雕刻受降碑和《攘夷颂》碑文。

    来自山东济宁的妇女王玉娟和马桂荣，她们受雇于漯河市一家公司，该公司企划部负责人徐映伟陪同大河报记者赶到工地：“要快一点啊，争取五一能把碑立起来，亭子都建好了。”他对着王玉娟和马桂荣大声说，两名妇女在烈日下正用电钻细心地在石碑上雕刻着。

    两名山东妇女正在忙着雕刻石碑的地方，即将成为漯河市的新景点——受降纪念广场，“投资近5000万，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2012年9月奠基，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不仅有受降亭、受降碑，还有抗战纪念馆和爱国主义影院”，徐映伟介绍完这些，还特意领大河报记者到他们公司的一间仓库里，这里存放着他们征集来的日本自行车和日本兵当年使用过的枪炮和衣物，还有相册及地图。“前几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来看过，称这些实物十分珍贵，也十分罕见。”

    受降地为何选漯河

    漯河之所以被确定为受降区，很大程度上缘于此地乃日本侵华部队第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常驻日军中将一名、少将五名。

    为什么要在漯河新建受降纪念广场？漯河市政协鲁锁印一听大河报记者说明来意便语出惊人：“受降区是14个，并不是15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全国只分了14个受降区，漯河是后来补进来的”，鲁锁印的惊人之语在马树奇所编写的漯河文史资料中亦得到了印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电台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派出全权代表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签字。蒋介石将全国划分为14个受降区，命令日军集结指定地点，委任他的亲信大员为受降官，前往受降。

    河南省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受日军投降。但就在刘峙以受降官的身份集结部队，筹划受降事宜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忽然向蒋介石提出，他要率部到郑州处理受降事宜，并且快速集结部队到了郑州，无奈蒋介石只得临时又将漯河增设为受降区。

    “这应该与漯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马树奇解释道，漯河是日本侵华部队第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常驻日军中将一名、少将五名。西南方向的南阳、方城等地，南面的信阳、驻马店等地，东面的周口，北面的许昌、郑州等地日军，均由此地日军管辖。

    原山西会馆是受降仪式举行地

    1945年9月，刘峙召集了驻漯部队部分长官、地方官吏和日军投降代表，商议受降的具体事宜，同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定于9月20日上午，在山西会馆（现漯河二高）举行受降仪式。

    1945年9月，刘峙召集了驻漯部队部分长官、地方官吏和日军投降代表，商议受降的具体事宜，同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定于9月20日上午，在山西会馆（现漯河二高）举行受降仪式，大河报记者赶到当年的山西会馆时，二高大门口的几名教师向记者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的受降经历。

    1945年的9月20日，晨曦初透，隐约可见的街道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禁止行人随意走动。上午八点左右，吉普车、大卡车首尾相接，从东向西，满载全副武装的军人向山西会馆疾驰。九点左右，日军的投降代表鹰森孝和他的几名下属军官先期到达会场。接着以刘峙为代表的漯河驻军各部长官以及美国顾问组等受降人员，分乘小轿车来到会场，当时郾城的县长蔡友令、漯河镇镇长陶瑞亭以及当年的知名人士，陆续前来参加受降仪式，却均被拒之门外，“当天我拉着黄包车往山西会馆跑了好几趟，但不让进”，王庆宾回忆起受降仪式没能进去看看时还心存遗憾。

    原受降亭落成于火车站花园内

    1945年12月上旬，作为铭刻漯河市人民见证抗战胜利的“受降亭”“受降碑”落成于漯河火车站花园内。与此同时，竹木街也更名为“受降路”。

    马树奇采访的多名亲历受降仪式者的回忆，已在漯河文史资料中完整记录：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18响，接着刘峙和鹰森孝各代表中日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刘峙代表中国签字受降，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签字后，鹰森孝面向在场中国军民，后退三步，鞠了九个躬，并把佩戴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主持受降的刘峙，正式投降，“据说当时鹰森孝向刘峙和美国顾问的方向鞠躬时，刘峙竟欲举手还礼，受到美国顾问的严厉制止，说道：‘不要还礼，他是战败者，本应向我们敬礼！’刘峙一时间脸色颇为难堪”，马树奇向记者讲到此处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945年9月20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第115师团，第92混成旅团、骑兵13警备队，共计31560名日军在漯河向中国无条件缴械投降，侵华日军2971部队的司令官——鹰森孝，在此作为日军指挥官带领所管辖的全体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侵华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仓库、竹木街日军兵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在日军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军队负责人命令他们将竹木街西段，由寨内通向煤市街（现今的公安街）的小土路，加宽取直整修，又运来碎砖烂瓦加以铺垫，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

    1945年12月上旬，作为铭刻漯河市人民见证抗战胜利的“受降亭”“受降碑”落成于漯河火车站花园内。与此同时，竹木街也更名为“受降路”。

    漯河是全国抗战胜利后当即勒石建亭予以纪念的唯一受降点，而受降路亦是独一无二。